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崩了！教育行业的“台柱子”，跌落神坛。
2024年12月底，宇华教育因无力偿还巨额债务被迫停牌。
市值也从最高峰的300亿港元猛跌到只剩13亿港元，股价只有0.37港元，成为低价股。
经过不到一年的挣扎自救，宇华教育才勉强渡过了这道难关。
据宇华教育今年11月底发布的2025年财务报告数据来看，从2024年9月1日到2025年8月31日，它的总收入达24.97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.4%。
宇华教育的发展总算回到了正轨上。而此前那场看似突然的崩塌，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。
这一切，还要从宇华教育创始人李光宇踏入教育行业时说起。
2001年，公司创始人李光宇通过合作买下北大附中分校的运营权，在郑州创办了第一所中学。
当时河南的人口基数很大，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，这给民办学校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。
借此风口，李光宇不断扩大办学规模，继中学之后，又接连创办了幼儿园和小学。
学校越办越多，李光宇的野心也越来越大。
在站稳基础教育脚跟后，他又进军高等教育，并把学校业务扩张到郑州之外的城市。
2014年，宇华教育终止和公立名校的合作，把所有学校统一更名为“宇华”。
这不仅能减少其对名校的依赖，也为后续的扩张和上市铺路。
到2016年底，宇华在河南多个城市一共开了25所学校，涵盖从学龄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教育阶段。
借着成熟的办学体系，2017年2月底，宇华顺利在香港上市，成了河南第一家登陆港股的民办教育集团。
上市募集的资金和品牌势能，很快被用到全国化扩张中。
同年12月，宇华耗资十几亿并购了湖南省某个经济院校的控股权，正式迈出跨省扩张的第一步。
之所以大力投资高等教育，是因为民办高校相比义务教育，政策风险更低、学费弹性更大、现金流更稳定。
这正是资本市场最青睐的教育资产。
尝到甜头的宇华并未止步于国内，而是迅速将扩张野心投向海外。
2019年2月12日，公司以1.8亿人民币收购泰国一所具有国际办学特色的大学，迈出海外扩张的重要一步。
之后，公司并未放缓扩张步伐，转而斥资十余亿元人民币拿下山东最有影响力的民办高校——山东英才学院，进一步夯实其在国内高等教育市场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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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举不仅显著提升了公司在华北地区的市场份额，也大幅增加了稳定学费收入的来源。
随着在校生规模持续扩大、财报表现亮眼，宇华逐渐被资本圈视为高教赛道的龙头。
2021年上半年，宇华风头正旺，营收稳健增长，市值一度冲上300亿港元。
可谓要多风光就有多风光，新建教学楼拔地而起，招生广告铺天盖地。
然而，站在巅峰的宇华恐怕怎么都想不到，一场风暴正在逼近。
2021年下半年，国家出台一项重磅政策：涉及义务教育的非公办学校，不得再与背后的办学公司或关联企业进行关联交易。
这个政策令整个行业措手不及。
即使宇华迅速将幼儿园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从上市公司体系中剥离，不再纳入合并报表，但市场对其商业模式的质疑已无法平息。
受此影响，2022年，宇华的股价从2019年巅峰时的5港元跌到1港元以下，市值蒸发超85%。
但真正致命的不是股价下跌本身，而是此前激进扩张埋下的巨额债务与日益枯竭的现金流。
尤其是其在2019年推出的两笔可转换债券，埋下了巨大隐患：
当年1月，宇华推出了9.4亿港元的一年期可转换债券；
而在该笔债务即将到期之际，公司又于同年12月推出了规模更大的20.88亿港元可转换债券，年利率仅0.9%，到期日为2024年12月底。
这笔新债名义上用于补充运营资金和支撑并购，实则主要用于借新还旧——替换年初那笔年息高达3%的旧债，以降低融资成本。
在2019年高歌猛进的背景下，这笔12月推出的可转换债券安排在当时看着合情合理。
但随着2021年民办教育政策的改革，营收预期骤降、融资渠道收紧，让这笔原本“可控”的债务演变为压垮公司的定时炸弹。
受此冲击，市场对民办高教企业的信心急剧恶化，宇华股价自跌破1港元后便持续低迷，再未回升。
到2024年2月底，宇华的短期债务已超出可快速变现的资产27亿元，丧失即时偿债能力。
更棘手的是，根据当时政策规定，民办高教企业不得以其名下学校的资产直接用于偿还公司债务。
与此同时，2019年12月欠下的20.88亿港元债务将于2024年12月27日到期，宇华必须在此之前完成兑付。
2024年12月初，受债务危机影响，公司年度审计受阻，遂申请股票停牌并延迟公布年报。
停牌前宇华的市值缩水到13亿港元。
为求生存，宇华决定把泰国国际大学以2.4亿港元的价格卖掉，以此增加现金流并偿还债务。
在获得大多数债券权益人批准后，宇华购回了4亿左右的可转换债券，余下的可转换债券强制转换成普通股。
债务危机顺利化解后，宇华于2025年2月底发布了2024年的业绩报告，并成功在香港交易所复牌。
复牌后，宇华经营状况开始回暖。
最新年报显示，宇华2025财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高达133.2%。
至此，宇华已基本化解债务危机，经营重回正轨。
其实受冲击的远不止宇华一家，整个民办高教行业自2021年起便陷入持续下行。
仅2021年下半年，全国就有9所民办院校陆续停办。
随之，港股高教板块集体暴跌，多家上市高教企业股价跌破1港元。
之后停办潮还在持续，截至2025年，全国已经有至少25所民办高校终止办学。
其中包括在南京开了20多年的老牌民办高校——应天职业技术学院。
2024年暑假，校方把全校仅有的44名专职教职工给解聘了，并告知学校要停办。
更让人吃惊的是，2024年7月底，上海某民办本科高校在招生时出现0投档的情况。
之后该校在后续补报志愿时又降了15分，但还是无人问津。
民办高校招生缺额并非个例，而是2024年全国多地集中爆发的普遍现象。
仅在广西，就有4所非公办高校招生缺口超过1500人，其中广西某民办职业大学未招满人数达2352人，为全省最高。
湖南、山东、江西、河北等省份也出现大规模招生缺额，甚至连人口大省广东也不能幸免。
其中，湛江科技学院招生缺口最严重：首轮录取完连原来一半的人数都招不到，在第一次征集志愿后，缺额还有2566人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民办高教行业已从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危机——生源断崖、资本撤离、办学难以为继，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的共同命运。
而当扩张的狂热退去，政策的红线划清，资本的潮水撤走，人们才看清：所谓“教育产业”，终究不能只靠规模和杠杆撑起。
育人，才是教育的根本。
教育一旦以生意为先，性质就完全变了。
以后的民办高校行业，只有切实看重教学效果、把学生成长放在心上的，才能回归教育的初心，才能在这股潮流中生存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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